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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一墙之隔,干湿分离(摄影/沈忱Stephen)
7月12日晚23时,洪峰经过武汉,最终水位28.77米,位列历史第四位,江城无恙。今年3月武汉便已在准备汛期工作。7月涨水,有专人日夜在堤防巡查,江滩入口封闸,守堤人再登龙王庙签下“生死牌”。武汉地处典型的长江中下游水网地带,被长江、汉江分隔为三镇鼎立之势。千百年来,九省通衢的武汉因水而兴,也始终直面来自大江大河的挑战。武汉人民是见过“大场面”的。在《武汉地方志》的记载中,“大水”几乎每三年就来拜访武汉一次。在有水文记载的年份里,1931年、1954年、1998年等年份的洪水都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严峻考验。武汉是一座在与洪水的博弈之中创建成长的城市,今天,我们一起踏访几处武汉抗洪地标,去感受这座城市丰厚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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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防洪纪念碑建于1969年,为“毛泽东同志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洪水题词”而建的纪念碑。
毛泽东亲笔题词:“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,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。
1954年,长江流域遭遇特大洪水,武汉关水位达到29.73米(至今仍是最高水位),洪量相当于黄河、淮河、海河三大水系总洪量的10倍。
当年长江边的136公里堤防底子薄弱,最高仅29米,低处26米。“武汉防汛总指挥部”紧急成立,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、学生等近30万人参与前线抗洪,全国驰援武汉麻袋、草袋等物资。
经历了一百个日日夜夜艰苦卓绝的斗争,洪水终于在10月3日退到警戒水位以下。
▍始建于明洪武年间,至今已有600年历史。龙王庙位于汉口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左岸,自古就是汉口防洪的关键,因市民在这一带修庙祭神祈福而得名。
龙王庙大堤上曾经树立过5次生死牌,分别是1996年、1998年、1999年、2016年和2020年。
1998年,长江发生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大洪水,这也是当代武汉人最为印象深刻的一次。武汉关最高水位达29.43米,江水倒灌,城市内涝。龙王庙自古就是防汛要冲,石碑上铭记:“龙王庙是汉水入江之口,乃武汉之地标,汉口之源点,汉正街之大门。”“汉口者,汉水入江之口也。”近4万人的防汛大军坚守在400多公里的长江堤防上,不少官兵立下“生死牌”。池莉曾在小说《水与火的缠绵》里记录这次洪水,“海陆空部队全上了。曾芒芒也上班了。上班就是上堤。军民联合,组成了人墙……9月19日,洪水终于过去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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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天兴洲由长江泥沙自然冲积而成,距今至少有800年历史。在清同治年间,就有长江“添新洲”的记载,后更名为“天兴洲”。天兴洲遇洪水时极容易成为汪洋。2016年洪水时,天兴洲上280位洲民全部转移,为江水行洪让道。
2016年,6月30日-7月6日,武汉两天泼下22个东湖,一个星期下了半年的雨。上游的江水也聚在武汉段。
截至7月6日,全市有60万人巡堤查险;武汉地铁运送乘客80万人次,准点率达99.8%;长江隧道6日凌晨局部进水,经2个小时排渍恢复畅通。
那段时间,武汉创下了周降雨560.5毫米的纪录。武汉人民也创造了排渍的历史:中心城区超九成渍水一夜消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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▍江汉关于1924年落成后便成为武汉的标志性建筑,后定名武汉关,距离武汉关水文站不过几十米。武汉关水文站监测着武汉市的汛期水位。
1931年,江汉关大楼一楼淹水,海关工作人员和报关人员靠划子进出。大楼外面现在有1954年的水位标志牌。
1931年,暴雨连下三个月,江河水位暴涨,江汉关水位达28.28米。虽然这次洪水并非历史最高水位,却成为破坏性最大的一次。因三镇堤防年久失修、抗洪能力薄弱,从7月25日起四处溃堤。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,三镇几乎尽没水中,昔日繁华闹市中平均水深3米。当年的武汉市民,打造2000多只船只在市区穿梭,在重要街道上架设木桥行走,大水直到9月7日才退却。
▍禹功矶是天然而生,怪石嶙峋,直劈江浪。传说中,这也是“大禹治水”成功之所,故得此名。 明朝嘉靖二十六年到二十八年(公元1547年—1549年),晴川阁作为禹王庙的增建之所落成于禹功矶上。晴川阁·禹功矶立于江水之上,任古往今来洪水汹涌,我自岿然不动。大禹治水的传说,既是我国先民举族动员开创华夏文明的象征,也激励着从古至今的武汉人民开辟江河坚守城市。
在危难与挑战面前“不服周”,战而胜之,是武汉这座英雄之城传承千年的气节。
▍今年没有紧张感,好奇心依旧。人们在江边看涨水。
武汉人既有不屈不挠的意志,也有众志成城的力量,更有海纳百川的智慧。从1931年到2020年,汛期洪水依旧严峻,但却不再能像从前那样动辄给武汉造成巨大灾难。
武汉人从无数次洪水中吸取经验,也学会和它共处,打造海绵城市,海绵江滩,提升排涝能力。
洪峰过境,不久之后,又可以在江滩看到翩翩起舞的阿姨,玩轮滑的孩子,人们的喜怒哀乐都说给江水听。
洪水终将退去,城市永远向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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